学术堂首页 | 文献求助论文范文 | 论文题目 | 参考文献 | 开题报告 | 论文格式 | 摘要提纲 | 论文致谢 | 论文查重 | 论文答辩 | 论文发表 | 期刊杂志 | 论文写作 | 论文PPT
学术堂专业论文学习平台您当前的位置:学术堂 > 历史论文 > 近代史纲要论文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时间:2014-12-02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3313字
论文摘要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沿海诸省先后沦陷,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逐渐向西北和西南转移。

  特别是 1937 年 11 月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办公以来,西南边疆不仅从国防上,而且从大后方经济建设、内部团结等方面而言,都关涉到抗战的最终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然而,此时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广大少数民族,却 “多数无澳门金沙线上娱乐之可言。彼等既缺乏国家观念,又无民族意识。

  散处边地,易受外人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亦可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

  对于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特别是在有着漫长国境线的云南,“当抗战初起时,沿边一带,一闻有征调兵役之举,亦相率迁逃,此皆表现边民对国家民族认识之薄弱”。 此外,日寇在西南边疆的分裂宣传攻势也不断威胁着西南各民族的团结。如日寇侵入滇西后,四处宣传“同种同文”思想,并且开会时还在会场正中假借孙中山先生的口吻,粘贴 “快来中山先生建设之大东亚阵线工作”、 “抗击英美”等标语。

  以此来迷惑和混淆滇西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甚至在川西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日本侵略势力试图分裂民族团结的行为。

  自抗战展开后,常有形迹可疑之人,向番人作反动宣传。诋毁抗战策略,破坏汉夷情感。前年理番所属安曲查利寺有大利活佛者,曾游印度、日本,备受倭方优待。返川以后,即在各地大肆宣传,诋毁中央政府,处处为倭寇张目。行踪至为诡秘,未经官方破获。其余类此事件。尚属不少。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出于巩固西南边防,推动抗战建国的需要而言; 还是为了正本清源,消除各种分化西南民族的言行着眼,推动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培养西南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在当时看来就显得必要且迫切了。

  一、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

  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国族建构主要由政府、社会组织或团体以及个体的知识分子所推动。在政府层面,“尊重各民族之宗教信仰及优良社会习惯,协调各民族之情感,以建立国族统一之文化” 是其目标; 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层面,与政府相呼应,研究或倡导具体的国族思想和实践方法是其主要工作; 在个体层面,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在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前提下,投身于国族建构的理论探讨或具体实践,为抗战建国的现实服务是其追求。也就是说,作为国族建构的推动者,无论是倡导一种思想去影响国族建构活动,还是在主流言论的影响下开展实践活动,以及提出另辟蹊径的建构方案,都是此时国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影响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理论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 “宗族论”。1942 年 8 月,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的讲词中,首次提出了以宗族统合 “五族”进而构成中华民族的观点。蒋介石称: “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 也就是说,在各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方面,他认为: “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互相关联的。”

  在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认为: “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享受平等的权利。”1943 年,在 《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蒋介石更加全面地论述了 “宗族论”思想,此后,这一思想被西南边疆地方政府和一些知识分子所遵循和倡导,一时间成为了国族建构的指导思想。

  其二, “中华民族是一个”。何为国族? 对此由于时间、地点和所关涉的群体的差异而往往有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而言,“国族即是中华民族”得到了国人的广泛共识。那么,中华民族这个国族由什么构成呢? 这是建构国族时必须回答的前提问题。

  对此,傅斯年、顾颉刚等知识分子认为 “中华民族是一个”,而且中华民族不以血统、文化为标准,“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共同生活人”,因此,“我们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且久已有了这个中华民族! 我们要逐渐消除国内各种各族的界限,但我们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有的风俗习惯! 我们从今以后要绝对郑重使用 ‘民族’二字,我们对内没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 ” 人类学家芮逸夫则从国族的四个涵义考察,认为中华国族: “领土兼具多种地形,人种混凝多种族类,语言包含多数支系,文化融合多数特质。然此种种,早已混合同化,而归于一。” 可见,知识分子此时关于中华民族的言论,无论其是否看到其内部多样性,都在国族是一个整体上达成了共识,并且此时国族一体性于民族团结、共同抗日而言,其重要性显然更高于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方面。因此,此时的国族建构更为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显然 “中华民族是一个”成为国族建构实践中的主流话语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三, “民族同源论”。在日寇入侵日益加剧的情形下,“民族同源论”是政、学两界倡导并努力去证实的民族观,也是 “宗族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思想成立的前提。1939 年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与蒙藏委员会派员赴边疆民族地区宣传抗战,其宣传要点即为: “说明我国以往光荣伟大之历史及历代各族间之关系,以种种事实证明国内各民族系同源分支,与国外民族绝不相同,申本党各族平等之真义,以增强其民族意识而固团结。” 在贵州,张廷休则进一步从语言、神话与传说、历史、体质各个方面论述了 “夷汉同源”的观点。在川南调查苗族的胡庆钧则阐述了 “苗汉同源”的观点,他称: “至于苗族与汉族的关系,大致可视为同一个宗族。在体质上苗族除身材较矮,眼色较淡外,其余均与汉族近似,同属于蒙古人种。另外,芮逸夫先生由研究苗族洪水故事,推断伏羲女娲为苗族神话传说的始祖,便可证汉族与苗族自古渊源之深。” 岑家梧则通过贵州民族的研究声称: “黔省苗、仲各族,据载籍所述,秦汉以来,已与汉人杂处,其间互相通婚,发生多次混血,故今日苗、仲之体质,与汉人差异较少,而其文化,又往往保留古代中原文化之特征。……凡此均足证明苗族与中原汉人之文化,均由一母体胎育而来,其关系有如手足兄弟。” 总之,持民族同源论者主张:

  “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 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 可见,民族同源论要强调的主要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元性和整体性,以此来说明各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其四,“天下国”说。抗战期间,有国人从中国历史以来大一统的 “天下观”着眼,认为将来的中国应建立一个超 “族国”,反 “帝国”的 “天下国”。

  自然,这一个正在诞生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一旦完成,自不会成为一个像英国之国,美国之国,或德意之国之西方国家,而仍是一个 “中国之国”, “中国天下”,或“中国天下国”———一个 “三民主义化”或“现代化”的 “中国之国”, “中国天下”,或 “中国天下国”。近人每每将中国同英、美、德、意等国家并列齐比,站在现行之国际外交关系上说这话,自然是无可非议,但如果站人类之历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立场上说这话,我却认为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若是就英、美、德、意等国家的 “国”字历史的政治和文化的涵义来讲, “中国之国”的 “国”字早已逸出英、美、德、意等国家的 “国”字范围之外了。到了最近,由于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即告完成, “中国之国”的 “国”字所指的,自亦不是一个狭隘的排他的,小民族的 “民族国”,而仍是一个宽大的,承纳的,可以兼容并包的“天下”或 “天下国”。至少的至少,在文化情调,政治意识,以及生活方式,思想形态上,仍是一个能罩着东方世界或东亚陆海的 “天下”或 “天下国”。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一个正在诞生之中的 “三民主义化”或 “现代化”的 “中国之国”,不是一个狭义的中国小民族国家的新生,而是一个旧东方世界,旧 “中国天下”,旧 “中国天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适应历史时代的改造或重建。

  此种思想不无真知灼见,洞察到了中国历史发展延续中的独特性,但在民族国家体系流行的时代背景下,其对当时国人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不过,在以现代化来改造传统中国这一点,却仍然与不少国族建构推动者达成了共识。

  质而言之, “国族 ( nation) 是一个想象中的社会,它常常要求高度的效忠。它也是常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种人为的创造,另一方面因为生活在国家 ( state) 中的人,可能对此国族并不认同。” 因此,为了使西南边疆各民族增加对国族即中华民族的认同和效忠,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进行人为的建构。事实上,在国族建构相关理论的影响下,政界和知识界确实先后提出了诸多方法,并渐次付诸实践,来促进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步伐。

  对于如何使西南各民族意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并真正加入到统一的中华民族当中,成为国族一份子的问题。长期在西南边疆从事民族研究的学者认为需要满足几个前提: “1.
彻底改变过去对西南民族误解歧视的观念。2.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化西南民族。3. 使西南民族与我们合成一整个的个体,齐向抗战的前线上走去。”为此,人们提出的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同化。就是拟用一种文化去同质化其他民族文化。抗战时期,关于西南边疆国族建构议题中的同化,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民族文化。此种国族建构的方法,在民国初期,孙中山的相关言论中已经体现出来,到抗战时期,在蒋介石 “宗族论”思想的影响下,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实践。其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内政部的民族政策中体现出来,而且在西南边疆地方政府的施政中也可以看到。刘文辉在推进其规划的新西康建设工作时提出,同化即是其 “三化”政策之一; 贵州省也先后制定了 《贵州省各级新生活促进会同化苗胞计划大纲》和 《贵州省各县土著民族同化工作纲要》,由政府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政策。与此同时,在抗战期间设计的一些针对西南少数民族的开发方案,也强调了同化的重要。如任映沧在《大小凉山开发概论》中就认为: “夷区善后之最后办法为使所有黑、白夷人完全同化”。⑥ 在云南省民政厅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编印的 《思普沿边开发方案》和 《腾龙边区开发方案》中,设计人员同样认为,同化是开化边疆少数民族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制定的开发方案中,他们声称: “边民有不合理之生活,应以劝导及同化方式促其改进。”其二,以一种新文化同化各个民族。“故我国同化诸民族之先决问题,当先产生一种新的宗教。” 总之,“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对边疆民族实行 ‘同化’很快成为贯穿政界和学界的主流思想和国策。”

  第二,融合。由于同化更多地强调的是用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容易滑向或被少数民族同胞理解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取消,反而不利于各民族团结局面的形成,无疑也不利于国族建构工作的向前推行。因此,有研究人员提出了突出各个民族在国族建构中作为平等主体参与的融合方法。

  而同化是带有强制性的以优代劣的意味的。须知在文化领域中,不论语言、文字、习俗、信仰等方面,本无所谓优劣之分。凡习以为常的总觉得是优,如果要以自己的所谓 ‘优’面强行使对方改变其 ‘劣’,必然会招致反抗。所以在帮助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时,强行汉化是不会得到应有效果的。相反,如果通过具体而实惠的帮助,在潜移默化中文化融合,反而容易实现。

  第三,近代化 ( 或现代化) 。国族建构实施过程中,不论是同化,还是融合,其实最终都要面对和解决国族和国族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无疑,欲取得独立自强,接受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是国人的不二选择。对于国族建构中,边疆社会或民族的现代化问题,基于对何为现代化的差异性认识,而存在着三类不同的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汉族文化即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因此边疆民族的近代化问题即是如何汉化的问题。显然这类观点与民族同化论趋同,受到了多数研究人员和少数民族人士的批评和抵制。第二类观点认为,欲要实现少数民族的现代化,首先要实现少数民族的汉化,在此基础上才容易改变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实现现代化。如刘文辉就认为: “因为现代化之知识,无论属于科学方面或哲学方面,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我们要使康、倮各族接受现代之知识,进化而为现代化之聪慧人物,而不先行把这种记载现代化的知识之国语国文教他,他绝不能由愚昧进于聪慧,所以进化之前,非接受同化不可。” 此类观点也为部分传教士所拥有,他们声称土著族群能够从更多的汉民族 “成熟文化”中受益,因此他们为非汉民族与汉人和现代性之间的接触与联系提供帮助。 第三类观点则认为,现代化是一种新的文化,既不是汉族的文化,也不是某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而是中国各民族要共同去创造的一种新文化。此类观点与民族融合论相近,但在强调民族平等的同时,还突出了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问题。

  无疑,对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而言,其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事实上, “而所谓的 ‘近代化’虽是肯定生活形态方面的进步,但亦成为国族建构者用以扩大国族界线的有效利器,在提高生活品质的过程中,不仅能使边区民众有合于当时代的价值观及民族意识以应付复杂的国际局势,另一方面则使边区文化与主流文化达成一致,共同迈入 ‘近代化’之历程,形塑出国族的一体性,成为 ‘大中华民族’。”

  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为了使同化、融合或近代化的目的能够实现,又采取了诸多具体实践形式和内容,要而言之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通过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种类、族源及分布等问题,来确认西南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西南各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抗战爆发后,西南的地位益形重要。西南民族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问题,更为各方面所重视。而要解决西南民族以上各问题,首先必须从实地调查着手。

  因此,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问题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团体相继成立,在整合各种研究力量的基础上,逐步开展调查和研究,搜集西南少数民族的相关资料,其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即是为国族建构在西南边疆的推行提供依据和参考。无论是西南民族的分类的研究,还是族源及分布的研究,目的都是要表明西南少数民族无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是从空间的分布而言,无疑都是国族的一分子。

  第二,通过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和训练培养国家观念和国族意识。

  在此长期抗战中,国家须尽量发挥其国力,对千万的西南民族,应从速施以训练,加紧民族团结,统一民族意志,增强民族抗战力量。

  显然,在有识之士看来,要发挥西南少数民族作为国防民族的重要作用: “非先从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入手不可,首先灌输其国家观念,培养其民族意识,而后施以军事上之训练,则上述困难,自能迎刃而解也。” 而且,在发展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的过程中,统一西南各民族的语言文字,是其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族建构的推动者看来: “语言文字不统一,其害有三: 一为妨碍国家民族的团结,再为造成边疆住民之感情隔阂,三为阻碍政令之推行。是故边地特有语文,理应使之消灭,而纳整个人民于国语国文系统下。” 因此,国族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以澳门金沙线上娱乐为手段,达成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统一,即实现国语国文的普及。

  第三,通过政权建设强化国家观念。国族建构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在西南边疆继续推进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实现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设置。

  在基层设置乡镇,推行保甲制度。当然,由于考虑到 “边地人民服从土司已成习惯,而近年以来各土司因澳门金沙线上娱乐文化之熏陶,知识增进,对于国家思想、政治意识均能了解,咸知服从中枢,拥护政府。偶遇外力之侵凌,尚能率领民众设法抵御,倾心向内,克尽守土之责。在此国防设备薄弱时期,土司既为一般边民所信服,尚须赖其号召团结共御外侮,似难遽为废除”。 因此,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特别是云南实施了 “缓进”的改土归流政策,即采取 “设流不改土”的办法。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时期,政府在西南边疆推行政权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川边地区建立了西康省,随着省籍意识的出现和增强,身处西康的各个民族,其国家意识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强。

  由于中央权力核心地位的下降和地方势力的兴起等诸多原因,以省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地域性势力为支撑,以省区文化的认同和地方特殊性为基础的省籍意识逐渐兴起,在多元认同结构中成为了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选择途径之一。

  第四,通过国家象征符号的宣传来引导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观念。如在 1937 年,蒋介石发起组织了京滇公路周览团,4 月该团从南京出发时,“携带含有蒋介石的救国主张和大量生活照片、中央的建设图表和有关民族复兴的内容的有声影片和其他宣传材料等,到沿途乡村放映和散发,宣示中央的德意和挽救国难的决心。” 在此基础上,力图使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有一个感性而具体的认识,进而明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1943 年,新生活运动总会在云南设置的两个边胞服务站,在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同时,“附带宣传抗建,并作搜集、调查等工作”。 其中悬挂蒋介石肖像也是其宣传抗战建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第五,通过风俗改良来同化或现代化西南少数。其中包括西南少数民族主动做出改变,来求得现代化的举措。如 1937 年,在外求学归来的彝族土司岭光电在凉山彝区改良祭祀风俗,改良房屋建筑等,推动彝区的近代化进程。云南滇西的傣族土司也认为,风俗改良是少数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而倡导风俗改良活动。还包括政府采取强制手段,以期达到同化西南少数民族的目的。如 “民国 28 年 ( 1939 年) ,贵州安龙县长王佐提出要将少数民族的 ‘一切风俗习惯极力改良,与汉族同化’,权绅袁廷泰在龙广要求绅士地主强迫少数民族 ‘讲汉话着汉装。’33年 ( 1944 年) ,省主席杨森训令各级官吏迅速果断铲除民族特点,不让一个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服装,扬言要以 ‘清剿’代替 ‘羁縻’,以 ‘同化’辅助 ‘清剿’”。 总之,这些风俗改革或改良活动其最终目的即是,使得西南各民族 “皆应确认中华民国领土之内,只有一个国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历行尚同运动,务使全国任何宗支族,逐渐趋于一种信仰,一种文字,一种语言,一种习俗”。

  第六,倡导移民垦殖和民族间的通婚来融合各民族。抗战时期,在国人看来,移民西南边疆从事垦殖不仅是解决战时的人力和物力问题的重要途径,事关抗战之胜负; 而且能够改变西南边疆的民族分布和构成,有利于国族建构工作的实施。因此,在政府层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垦殖计划和实施方案,在知识界也就移民西南边疆的具体问题展开了研究,其中就注意到移民垦殖对国族建构的意义。如在西康考察的人员就建议“以移民与本地妇女结婚为主。虽然康女极愿嫁与汉族男子,但结婚后,男子及其后代容易被同化,而收不到实边的效果。因此,在移民垦殖之前,应对移殖人员进行相当的澳门金沙线上娱乐”。 在移民垦殖的同时,鼓励民族间的通婚,以此希望实现不同民族的相互融合。

  青年们应当和边民通婚,使得种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识一代比一代高起来; 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后裔们的体格日趋健壮。能够这样,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永远打不破的金瓯了!

  第七,鼓励和依靠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带动本民族的人民,积极投身中华民族的共同抗日的事业中来,以此增强各民族的国家意识和一体意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负责滇西抗战的11 集团军和云贵监察使署,不仅连发 《告土司民众书》,对滇西各土司和境内百姓进行晓谕和安抚; 而且还派专员尹明德赴腾冲、南甸、干崖、盏达各土司地抚慰,他每到一个地方,除赠发 “为国干城”匾额外,还转发蒋介石给各土司的电文及蒋的照片,以及给当地有名望地位的人物的军职委任令。希望借此使边民内向,土司归诚,协助抗战。蒋介石给滇西各土司的电文称: “本委员长翘首南天,良深塵念……深盼各司共体斯意,益加奋发,统率边民,偕行杀敌,保世守之封疆,驱压境之强寇,共集大勋,副余厚望。”

  二、西南边疆各民族对国族建构的反应

  第一,支持或参与抗战,表达爱国热情。以龙云、卢汉为核心的云南彝族统治集团深受蒋介石 “宗族论”思想的影响,主动对汉族和汉文化产生好感和认同,在此基础确认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因此在国家和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他们不仅能够组织军队出滇抗日,而且还号召全省各族人民抢修滇缅公路、支持和投身滇西抗战。在滇西抗战期间,南甸傣族土司龚绶曾致电蒋介石声称: “职司世受国恩,同仇敌忾,当仰体德意,誓死抗战,与疆土共存亡。” 云南丽江的妇女,自抗战军兴以来,不仅支持当地壮丁应征入伍,承担起维持家庭的各项责任,而且送新兵出征、募捐等工作也多由她们操办。对此,时人感叹: “她们的民族意识是虽然不像都市妇女一样的清楚,而其实际上担当救国的工作,有过之无不及的。” 正是在此种与国家共存亡观念的影响下, “在抗战中,从泸水土司、头人到各族群众没有一人投降日本,没有一人当日寇顺民,没有一人叛变投敌,全民族一致抗日,忠心报国,付出了最大的民族牺牲,有力地支援和保证了怒江抗日守防和反攻的胜利,最后终于将日寇金沙真人娱乐歼灭和赶出了国门”。 1939 年5 月,川西北松潘关外 24 个部落,30 万藏族人民组织请缨杀敌代表团并发表宣言,在声称自己为黄帝子孙的同时,表达了为国家独立、民族生存抗战到底的决心。并在抗战物资运输、军用机场建设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第二,接受学校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参与到国族建构的实践活动中来。

  澳门金沙线上娱乐是国家建构抽象的身份认同的最厉害的权力机器。同时,知识的获取有助于人民去建构有关自己的合法 ( authorised) 历史版本,并以此族群身份取得社会的合法地位。

  随着学校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的发展,文化知识水平的提高,西南少数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参与的热情增加了。例如在贵州石门坎及周边苗、彝聚居地区,“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经常宣讲抗日救国之道,并积极排练抗日歌曲,如 《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流亡三部曲》等,部分译成苗文在苗族村寨歌唱。抗战胜利后,石门坎更召开了千多人的庆祝大会。”① 在贵州苗族地区旅行的人士看到: “在省立都匀中学中,尚有苗生数十人,他们都是着汉衣,习汉文,在同化苗民上,这些受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的苗民青年,当然是有大大的力量。”

  第三,少数民族上层或有识之士深化了国家( 国族) 对本民族而言的重要性的认识。国难当头,凉山彝族土司岭光电呼吁彝族同胞: “此后宜对政府一切设施,加以深刻认识,进而服从所颁法令,执行一切规定,使对内对外,均有一系统可循,增进自身之利益,融洽民族间之感情,一图消灭过去之不良现象,而体念国家艰难,一致巩固后方治安,实最应有之表现。” “希望夷胞一致把握时机,一致努力奋斗,抱国亡我亡,国存我存之决心,参加抗战建国,求光明前途,增民族地位,夷胞曷归乎来。” 苗族人士梁聚五针对抗战时期的国族建构舆论与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消极方面要消除各民族间的 “轻视”和 “仇视”成见,废除对各民族含有侮辱性的称谓; 在积极方面,“要提高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复奖励相互通婚,戳开 ‘种族’间的障壁,并构成国父孙中山先生所讲的 ‘国族’新阵线,以争取民族抗倭战争的胜利,完成国民革命。如此,才能实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真幸福。因为这幸福,是国内各民族血的总汇的代价”。

  第四,组织边胞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表达同为一体的情感。1938 年 4 月和 1941 年 2 月,包括云南、西康、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在内的多个民族代表,先后两次组织 “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向国家领导人献旗致敬,并赴抗战前线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在 《献旗祝词》和 《告前方将士书》中声称: “代表团之组织更有重大意义,即答复日本帝国主义之分化吾国民族政策,使彼知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相依为命,为一不可分离之整体。日寇之种种挑拨离间政策,及反三民主义宣传,皆为徒劳无功。”

  此外,1938 年 6 月,西康的康南民众推派代表组织 “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前线慰劳将士,并且捐献金银饰物资助抗战; 而且,还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奔赴西康各地宣传共同抗日。

  第五,反对同化,争取平等相待。如 1939年夏,国民党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一个视察团到威宁的石门坎视察,斥令不准使用苗文,当地苗民据理力争,表明不能接受。 对于民族同化的思想来源之一“民族同源论”,苗族人鲁格夫尔持反对意见,而且他认为民族平等问题比民族源流问题更重要,他称: “近来有人大倡苗夷汉同源论,我是苗夷之一,我对此问题不赞同,也不反对。不过据我观察所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各族共赴国难,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论,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书记载,但苗夷自己绝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同源不同源,苗夷不管,只要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

  三、抗战时期西南边疆国族建构的意义

  于国内而言,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实施的国族建构实践和展开的国族理论的探讨,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与了解,增强了一体感。随着国族建构重要手段之一的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的兴起与发展,西南少数民族的封闭状态逐步在改变,其文化也随着与外界的接触、交流的增多,而发生变化。如 “羌族正在被汉族所融合。

  有通过文化和商贸接触产生的接触。也有异族通婚。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羌族地区的村寨修建了一些汉式学校,这些学校传授的是汉语和汉族的文化。在威州的一所正规学校,已得到了汉族和羌族学生的认可。”

  第二,促进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随着国族建构活动的不断实践,受其影响西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有所增强。1944 年,《中国回教协会云南省分会第二届全省代表大会宣言》即称: “人数达数千万,分布于二十余省的回民,应当是 ‘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华国民’,而不是自外于中华民族的种族。” 针对日军占领泰国后,发表了离间中国傣族的言论: “泰国是泰龙 ( 大傣) ,是世界傣族的主体,西双版纳是傣囡 ( 小傣) ,是主体的分支,分支应该归入主体,小傣应该与大傣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傣族主义国家。”西双版纳傣族人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发表严正声明称: “西双版纳的傣族是中国人,西双版纳的土地是中国人的土地,外国人不能侵占。” 显然,傣族人民也强化了中国人意识。苗族大学生杨汉先等人受当时全国呼吁团结抗日的气氛影响,拟写了一份 《告石川联区同胞书》称: “苗族是中华的一个民族,多年来都被歧视,现在正值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全国各族民众都必须团结抗日之际,我们苗族更要奋力前进,以求达到自决自治之目的。”

  第三,深化了政府和学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为了有效推动国族建构的各项工作,政学两界在西南地区开展了诸多针对少数民族的调查活动,加之在国族建构过程中,关于 “中华民族是一个”及 “民族同源论”的一系列争论,深化了政府和学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认知。使人们认识到不能简单地用 “一个”或“多个”这样大而化之的词语来描述西南民族,也不能武断地把诸多西南少数民族仅仅看成是汉族的宗支。正如芮逸夫所言: “事实显然,在整个中华民族内,由政治的观点来说,是不可分的整体,但由学术的观点来说,是可以析出不少个体的。” 显然,随着国族建构活动的深入,对于西南少数的族称、族源及分类等问题,国人有了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除了对国内产生影响之外,于国际而言,抗战时期在西南边疆推行的国族建构活动,也有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回击了日本军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的言论。日本军国主义为达到分化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目的,发表了不少企图分裂中华民族的言论。四川彝族土司岭光电就意识到: “倭寇前数年出版刊物中,曾载西南倮族系南洋马来起来之民族,以其习尚语言,与我和族相近等等。又载泰国人民的一切,我和人无不关怀,不仅泰国内人民,即移殖旁国之泰民,亦当力予保障,以系兄弟之邦也。同时近年泰国朝野,一致排斥华侨,及尽力怂恿其近邻人民,任意向我无智识边民宣传,使接近泰国,或与地方官吏为难,在近日寇侵入,即倡言西南为支那之宝藏地,亦反抗之根据地,得之则有丰富之矿产,可供开采。广大劳力可用等。由上各语观之,可谓倭寇已施其威迫利诱之能事。” 针对此类言论,推动国族建构,强化中华民族的一体性,成为当时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共同选择。而在此过程,他们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不仅阐明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同为中华民族成员的事实,而且还证明了各个民族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国家才有出路,民族才有希望。在此影响下,西南各种民族也以不同方式支持抗战,以实际行动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化各民族团结的企图。

  其次,反驳了 “大泰民族主义”。针对 “大泰民族主义”持有的南诏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的观点,1938 年凌纯声在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上发表 《唐代云南的乌蛮和白蛮考》,从历史文献记载、文化特征,以及语言学研究材料等方面详加考证后得出结论认为: “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及广义的藏缅族”、“两爨乃古代的楚人移入滇中,而同化于罗罗者”、“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等,对 “泛泰民族主义”的历史依据进行了消解。针对暹罗 1938 年改国号为泰国以来,“企图组织泰族国家,把中国的摆夷仲家等泰语族包括在内,并宣言将收复历史上泰族已失去的故土”的分裂我国民族团结的言论,1944 年岑家梧在方国瑜、陈序经、凌纯声等驳斥的基础上,发表 《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一文,称: “作者此刻仅就仲家自身来源传说上观察,仲家与汉人在血统上的关系,已有极悠久的历史”, 对 “大泰民族主义”的族属涵盖范围进行了缩减和消解。

  再则,进一步证伪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一些关于中华民族成员西来说的观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西来说甚嚣尘上,不仅汉族西来说广泛流传,而且一些少数民族的来源也被认为与西方世界有关。如 1915 年以来,受在川西羌族地区传教的托伦士 ( R ev. Thomas Torrance) 的影响,在羌族中产生了羌族是犹太人后裔的言论。在黔西北、滇东北的传教士看到彝族诺苏人与汉族和苗族的在文化、体质方面的差异,而推测诺苏人或许源于讲印欧语族的部落。在滇缅交界的拉祜族聚居区,传教士在当地也宣称, “洋人与裸黑( 即拉祜族) 原是一家,洋人为舅父之子,裸黑为姑妈之子,同居西方,后裸黑始迁来东方,与汉人本无关系,辟土耕种,亦非中国之地”。①对此,国族建构过程中,在秉承 “中华民族同源论”的信念下,研究人员从考古资料,历史发展进程等方面给予了否认,并逐步确立了中华民族本土起源和发展的主流学说。

  四、结 论

  国族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其牵涉民族问题的各个方面。归纳而言,抗战时期之所以在西南边疆推行国族建构,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考虑,还有对西南少数民族与国家整合的长远规划的设想。

  首先,是近代以来边疆危机日益加重,国人重新认识边疆,推动边疆建设,探索边疆民族政策的继续与发展。即 “我国自鸦片战争以还,国步艰难,日甚一日,九十余年间所丧失之土地主权,已令人痛心疾首,而近年以来更有甚焉;四省沦亡,冀察危殆,华北风云变幻未已。此何时乎? 非非常时期耶! 我国疆域虽大,能禁蚕食几时! 故稍知国是者,咸觉国族灭亡之祸,迫于眉睫矣”。 因此,近代以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人的不懈追求,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这种追求就显得更为迫切了。

  其次,是抗战军兴以来,实施文化国防,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及在其影响形成的分化中华民族言行的现实需要。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边疆,不仅与多个国家接壤,而且民族众多,且有不少跨国境而居的民族,易于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挑拨。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军对东南亚国家的侵占,使得西南边疆也成了抗战的前线。因此,在此开展国族建构工作,一方面,希望通过建立起统一的国族文化,让西南边疆各民族成为守土有责,爱国爱乡的国民,从而在西南边疆构筑一道抗日救国的坚固长城; 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历史与现实的依据来说明: “中华民族本来是整个的,其中固也分出若干旁支别系,那就好比手足枝叶一般,都是构成整体的一分子,合则两利,离则俱伤。”据此来抵御和消解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及文化两个方面的侵略与分化。

  最后,是对西南边疆各民族与国家整合的尝试和规划。

  为百世之计,求我全国族之永久团结,似宜积极设计导此边胞社会,使其生活设备文物制度和我国其他区域一样的趋于现代化,以其地势之利,人事之优,好好建设则退足以固国边防,进足以拓疆土。

  也就是说,国族建构的目的是探讨统一于近代化或现代化之下的国族文化的努力,即战后边政研究人员继续讨论的边疆文化国族化的方案。

  讲到国族化边疆文化,很容易使人误解,这是大汉族文化同化主义,是消灭边疆文化而代以中原文化的意义。因此,我们讲国族化边疆文化,有三点须加以申明,以便国人尤其是边胞的认识。第一是今日的国族文化,不是中原民族独创的文化,而是国内各民族文化混融的结晶,现在却正在积极地现代化。第二国族化不是汉化,是国族底现代化,旨在发扬边疆固有的优良文化,提高边疆文化生活水准,以加速国族文化现代化。第三是文化国族化,不是地方或民族便没有自决自治的权利。

  然而,由于在指导思想和实践方法上的偏差,以及对中华民族具体内涵的认识上还不够深入,行动上缺乏具体而具有说服力的目标指向,使得抗战时期推行的国族建构实践并没有解决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地位问题; 并且随着抗战的结束,对西南少数民族各种问题的研究及边疆民族问题的紧迫性让位于政治斗争,抗战时期形成的民族与国家整合的探索与实践没有得以很好的延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种局面才又有改观。不过,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国族建构的思想和实践,仍然为我们此后处理多个民族与单个国家的关系和整合等问题提供了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尚需要我们进步一去总结和探讨,无疑这将有利于我们当下民族与国家相关问题的解决。

    相近分类:
    • 成都网络警察报警平台
    • 公共信息安全网络监察
    • 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
    •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 中国文明网传播文明
    • 学术堂_诚信网站
    博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