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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使晚清社会风气流变带有浓厚的个人和组织色彩

时间:2014-10-10 来源:未知 作者:学术堂 本文字数:13963字
论文摘要


  良好的家风,就是良好的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环境、学习氛围.作为晚清一代成功的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家,曾国藩打破了富贵之家五世而斩的传统,培养出了"英才辈出"的荷叶曾氏家族.他的家教理念和实践形成了独特的曾氏家风,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追捧.曾国藩家风有怎样独特的内涵? 其成因又有着什么样的哲学基础? 这是值得后人重视和关注的问题.

  一 曾氏家风的独特内涵

  ( 一) 家庭有生气

  曾国藩的家庭是湘中一个传统的大家庭,也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相当一段时间四代同堂.祖父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 父亲是一个屡试不中的乡村读书人,直到43 岁才中秀才;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岳父是乡间一介儒生,家庭情况极为一般; 曾国藩兄弟 5 个,课余之间干些放牛、砍柴之类的杂活,充满一种寒士家风味.曾国藩小时候在邻近的蒋市街卖过菜蓝,在竹山场拖过碑车.

  扩展到他的其他亲属,都不过是湖南农村中极为普通的人家.他家里的亲戚甚至个个都比他家更穷,他的叔叔、舅舅等人往往都指望着救济.

  尤其是曾氏外祖家,境况更差.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般的生活,逢年过节经常外出躲债.六弟曾国华、九弟曾国荃的岳家都是家门寡妇,孤家撑室,贫困难持.曾国藩自己也曾说过: "五六百年间,曾家无与科目功名之列."曾家世世代代无人做官,没有社会奥援.到了曾国藩兄妹这一辈,不管是娶进门的媳妇,还是嫁出去的女儿,其家世背景全都是平民百姓,没有大家显族.

  俗话说,寒门出孝子.这样一种寒士家风反而造就了曾国藩的恋家.曾国藩对家庭的重视可以说超出同侪.他多次说过: "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因而,他苦心经营着这个大家庭,上至祖父父母、下至亲朋邻里,大至家运发展、小至种菜拾肥,都在他的悉心关注之中.而他关注的核心就是要始终保持曾氏一家的生气.

  早年在乡间时,环境偏僻,农家庸常的日子里,培养不出曾国藩特别的眼光和能力.他一边读书准备科举考试,一边也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时通宵打牌,他的日记里就曾多次出现"昨夜打牌未睡"的记载.

  随着他久历宦海,离家的时间越长,他越怀念乡间的一切,也越发悟出家庭的重要."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本于家教."这是曾国藩基于自己成才的经验所做出的一个总结.在他看来,天份高于家教,但并不意味着家教的作用不大.相反,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审察.一方面缘于他自己天份( 智力) 不高,假如他的天份高一点,那么,曾国藩的成功或许会更为顺利,故而他更重视天份.另一方面,天份本身就是遗传基因,这种遗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文的.正是基于这两种考量,曾国藩的家风意识也越来越强.

  曾国藩的性格和其祖父曾玉屏相近,祖孙俩是隔代亲.曾玉屏一生勤苦,也十分节俭,早晚亲自浇灌田地,种蔬半畦,晨而耕,夕而粪,入而伺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院里屋外,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田地侍侯得无微不至.在他的带动下,全家上下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气.

  家风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相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曾国藩从他祖父身上悟出了家庭生气的重要性.因而,家庭要有生气,成为曾国藩家风培养的重中之重.他刻意在曾氏大家庭中树立起一个权威,这个权威不是其父亲,而是其祖父.在曾国藩数以千计的家书中,祖父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与份量.后世有人提到曾氏家风,多引用其父曾麟书写的一幅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因而断言曾氏家风是半耕半读.其实并非如此,在曾国藩心里,祖父的位置始终要重于父亲,特别是在治家方面.到后来,曾国藩还在其祖父的家训基础上总结出曾氏家教"八宝",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他反复告诫子弟: 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书",即家中要藏书,要读书,要有书香氛围."蔬鱼猪",即家中要种蔬菜、养鱼、喂猪.这三样是生命的象征,蔬菜的绿意、鱼猪的活跃,都洋溢着一股生动之气,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勤俭的标志.

  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生长.一个家庭的生命也是如此.

  "早",即早起.曾国藩认为,早起能使人强打精神,而精神是越打越有的,精神就是生气.

  "扫",就是要勤于打扫,且不必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关键是家里面干干净净是一个家庭的生气所在."考",即重视祭祀,祭祀能培养一个人内心对祖先的情感.一个人对祖先都没有感情,何谈对天下百姓有感情呢? "宝",即亲睦邻里,远亲不如近邻,一个好邻居就是一个家庭的好环境,邻里不睦,家中不宁.因此曾国藩还进一步概括道:

  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 早扫考宝,一人之生气.

  ( 二) 人要有志气

  "凡人才之高下,以其志趣所决定."志趣也就是一个人的生气.曾国藩从自身成才的经验出身,对志气给予了高度重视.

  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立志成才的典范.他说: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他自述早年的自己是一个无志无恒的人,进京后得益于恩师好友,便刻苦立志.

  以自身经验来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子弟,匡正家风,正是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观其家书,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曾国藩特别注重将自己的感悟、自身的经验与家人分享.而分享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要立志.他不止一次地告诫两个儿子: "少年不可怕丑","少年当有狂者进取之趣",要志不求易,事不避难.他在给季弟曾国葆的家书中写道: "季弟徒谦亦不好,总要努力前进","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做的好".而立志之法无他,一是师友挟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名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志是逼出来的.

  他又说: "择交是人生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二是读书立志.他多次指出: "士人读书,第一是立志,第二是有识,第三是有恒."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曾国藩的经验之谈,因而对其子弟的影响也最为真切、深远.但曾国藩又反对少年得志.他说: "少年得志是人生之初不幸."这与现代家长渴望子女少年成名颇相乖舛.

  曾国藩为什么不愿意子弟年青得志呢? 恐怕不外两个因素.其一,一个人的进取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衰退的,如果年青时志趣不高,那么,进取心就很容易被时间磨蚀掉,到一定年龄,进取心就磨蚀殆尽.少年得志,恰恰说明年青时志趣不高,否则怎么可能不经历风雨和岁月的考验就轻易志得意满呢? 其二,少年得志会直接影响到家风,会给家庭其他成员乃至后代产生一种错觉甚至一个不好的榜样.曾国藩对此认识得非常深刻.小儿子曾纪鸿考秀才,数次不顺手,然而,曾国藩不许他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同治元年,他给纪鸿写信: "今年乡试,鸿儿即可不必入场.

  盖工夫尚早,年纪太轻."同时也劝慰纪鸿不要注重功名: "科名之所以贵者,谓其足以承堂上之欢也,谓禄仕可以养亲也."曾国藩死后,大儿子曾纪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外交家,小儿子曾纪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数学家,这都与他着意培育的"志不求易"之曾氏家风不无关系.

  ( 三) 每临大事有静气

  静和动是一对辩证的概念.曾国藩一方面希望家庭有生动之气,一方面又要求家人每临大事有静气.动伤元气,静是固本.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给诸弟的家书中附上了一张日课表,内中提到 13 件事、13 件功课.其中第 2 件便是"静坐": "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1]

  熟悉曾国藩经历的人都知道,静坐是曾国藩以安定自己心绪的一种方法,说它是一种家风似乎不对.其实,静坐这种方法固然是曾国藩京师为官时的一门功课,后来还被应用到战事之中.

  特别是他自己在安庆总督衙门的 3 楼上,为自己辟一静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独自一人,在静室里坐上一个小时,屏去一切思念,凝神枯坐,效果明显.然而,联系曾国藩在养身与修身方面对诸子弟的告诫,就不难看出,静字功夫正是曾国藩力倡的家风.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曾国藩在家书中附上了他亲笔的《五箴》,其中就有《主静箴》.内云: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 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驰鹜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2]81后又附有其养身要言,内云: "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可见,静是为了心气神体之定,是为了谁敢余侮,表达了儒者之静的气象.在晚清那样一个纷乱多乱的世间,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何等重要.此静是专一于道德理想不为生死利害所撼动的静气,是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是"敬"( 专一) 于仁义礼智的气象.

  曾国藩自述在京师时,唐鉴有一次告诉他: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 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3]

  这固然是从修身言.曾国藩的静字工夫源于儒学大师唐鉴的指点,但是有其自己的独特发现.

  他说: "净明心地,自是儒先教指.二氏虽亦明心,而释以御神为主,可静不可动; 老以守气为主,能逸不能劳.明净略同,善用其明净之心则异."[4]

  曾氏认为儒者之静是动中之静、是劳中之静,一句话,静是心灵的安静,而非放弃世事什么都不做.

  一个人能持敬,即按照儒家的道德伦理去实践,则自然能静.

  曾国藩接受了周敦颐"无欲故静"的思想,认为儒者之静不同于释道,静字并非枯寂,而是生生不息的天地之仁德的表征,人能与天地合德,则自然入静.他结合程朱的"已发、未发"心性说,来说明儒者之静的真义和实质,将濂溪学的主静说与程朱派的主敬说沟通起来.

  自濂溪揭"主静"之旨,程朱亦常以"静"字垂教,苟其遗弃伦物而于静中别求端倪者,或不免误入歧途.若习静以涵养此心,则即《大学》所云"定静安虑"者,又何岐趋之有?

  朱子注《中庸》首章有云: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此数语者,谓之主静可也,谓之居敬可也.盖不善言"静",恐入生熙之门,善言"静",犹是存养之道.言岂一端,夫各有所当也.

  可见静既是敬的气象,也是敬的结果,此静是心灵之静,是每临大事有静气之静.越是危急的时候,越要心思澄静,有定力有定见,不可操之太急.

  这在后来接续曾氏家风的女中人杰、曾国藩次子纪鸿的夫人郭筠身上得到了具体体现.戊戌变法那一年,郭筠身居北京.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当天,郭筠立即打发她的一个儿子去湖广会馆,将门房的来客登记簿烧掉.几天后,曾国荃的一个孙子服毒自杀.原来郭筠早知道曾家有人与维新派联系紧密,为了防止官府按图索骥株连曾家,才烧去门房登记簿以除后患.此事足见郭夫人每临大事有静气.

  世事如军事,变幻无常.这与曾国藩所强调的"厚重"二字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说话太易,举止太轻,都是曾国藩告诫子弟要避免的弊端.他批评鲍超的霆字营"长处甚多,而短处正坐少一静字".又特别称赞湘军大将李续宾,说他"含宏渊默,大让无形,稠人广坐,终日不发一言".故而他曾作一联送给九弟沅甫: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婉转地批评曾国荃浮躁、急功近利之心.

  居家之静如同用兵,静然后能思能虑,能检讨得失.曾国藩自己的很多哲思妙悟都是在静思中得出的,很多战略决策亦是在静思中确立起来的.

  同治七年,曾国藩的大弟曾国潢来到南京,兄弟俩相隔 10 年第一次相聚,曾国藩亲笔书箴言 6 则赠给老四.其中就有专论"静"字的篇幅: "静则生明,动则多咎,自然之理……静有二道: 一曰不入是非之地,二曰不入势利之场.乡里之词讼曲直,于我何干? 我若强为判断,始则赔酒饭,后则惹怨恨.官场之得失升沉,于我何涉? 我若稍为干预,小则招物议,大则挂弹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敛后辈之躁气,即可保此身之清福."这段话的针对性十分明显,曾家老四一直长居乡里,照料老家,是曾氏老家的掌门人,是维系曾氏家风的直接责任人.曾国藩甚至这样明言: "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这是刻意履以重任,以激发其责任心."如今书此一"静"字文章,颇有用心.亦足见曾国藩对"静"字这一家风的重视.

  可见,曾国藩倡导的静气,内涵十分丰富,有深谋远虑之静,有存心养气之静( 他多次提醒家人要静养) ,有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之静,有不与人争高下之静.一言以蔽之,静气是一种安详的气象.

  ( 四) 不存半点官气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千百年来,多少明智之士对此深以为虑.曾国藩督军在外,对子女后辈的微妙变化同样深以为虑."不存半点官气"这一家风要求,便成了曾国藩反复告诫着力培养的重要内容之一.

  曾国藩说: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望子成龙,是多少人的心结,也是多少人的梦寐.然而,"龙"是什么? 是大官? 否! 曾国藩极力要避免子孙世世代代做官.相反,在他看来,"龙"是君子,是君子人格."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6]

  不望子孙为大官,其意不外乎保有一种良好的家风.

  咸丰年间,曾国藩在家书中概括出"天下四类家庭": 一是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 二是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续三四代; 三是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 四是孝友之家,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四类家庭可以说是四个层次的家风.存亡利弊,一目了然.在他看来,曾氏家族最低限度要保持在耕读之家这一层次,最好是能成为孝友之家.

  他在二子五女的婚嫁问题上始终坚持一条原则,绝不结亲高官,恐怕也是出于对官宦之家的忧虑和顾忌.

  然而,曾国藩一家毫无疑问属于第一层次即官宦之家,官宦之家的最大危险就在于官气太盛.

  因此,曾氏家训首要的一条便是要求家庭男女老少不要沾染上官宦人家的习气.这一条,内容最为具体,例如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 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 插田莳禾等事,须时时学之.

  什么是官气? 曾国藩指出,官气主要就是惰与傲.他明确指出: 家败离不得一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一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一个骄字.咸丰十年,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指出: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曾国藩指出,要去除官气,只有从两处着手,一是勤,一是俭.他说: "勤者,生动之气; 俭者,收敛之气.一放一收,两面兼顾,即可做到惜福远忌."在曾国藩看来,勤俭二字可以有具体的做法.

  "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一个人有没有生气,就看他能不能做到勤字.他又说: 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 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

  不存半点官气,就要克服懒气.他的规定甚至具体到要求子女辈不许伸懒腰."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者菜.""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7]

  对于两个儿子,曾国藩于勤字上最为用心教导.纪泽 14 岁时遭遇祖母之丧,学业受到很大影响,18 岁结婚,婚后一年多夫人就因难产去世,情感上又受到极大的创伤,直到 21 岁再婚时才安定下来.曾国藩说他"十八岁至二十岁虚度光阴",于是多次教他以勤字来补失落的光阴: "及今将看、读、写、作四字逐日无间,尚可有成."纪鸿从小就显露出过人的资质,但顽皮跳脱,注意力不够集中.因此曾国藩对于纪鸿的要求更是勤字当头:

  "不花苦功夫,才情再好也难成材","鸿儿应从勤字上用工夫.用功不可拘苦,须探讨趣味出来".

  如果说,志在天下,克勤小物,是曾国藩主张壮大和张扬元气生气的要求,那么,曾国藩提出的收敛之气则恰恰是在强调固本生元.一个"俭"字正是这一要求的具体化: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成长于寒素家庭的曾国藩深深懂得,奢侈的环境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展.因此,他说,自 30 岁以后,便立下"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之心愿.后来又多次强调"居家之道,不可多有余财"、"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 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之类的观点.诚如斯言,"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8].

  收敛就是自概.即便是对身居高位的九弟,曾国藩也是勤勉劝慰不止.同治元年,曾国藩更是写长信,专门阐述这一道理:

  日中则昃,有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 半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 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妈,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沅弟昔年于银钱取与之际不甚斟酌,朋辈之设议菲薄,其根实在于此.去冬之买梨头嘴、栗子山,余亦大不谓然.以后宜不妄取分毫,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 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沅弟之仆从随员颇有气焰,面色言语,与人酬接时,吾未及见,而申夫曾述及往年对渠之词气,至今饮憾事.

  以后宜于此四端痛加克治,此谦字工夫也.

  每日临睡之时,默数本日劳心者几件,劳力者几件,则知宣勤王事之处无多,更竭诚以图之,此劳字工夫也.

  世间高官多矣,可多数自身之败、子女之败皆在不懂得存有收敛之气.曾国藩熟读历史,又通晓理学,不仅能在家风培育上高屋建瓴,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努力切实行之.早年素有贪名的九弟曾国荃在他的熏陶和影响下,也成为一代名臣廉吏,以善终始,不可不说是曾国藩培育家风之效.

  ( 五) 人要有倔强之气

    世人皆知曾国藩着有一部《挺经》."挺"字,顾名思义,就是坚持.然而,曾国藩于此字更赋予了一层深意,即一个人要担当大事须有倔强之气.

    曾国藩的祖父性格本自倔强,这一点深为他佩服.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恰恰是一个性格相对懦弱的人物,真正子不类父.然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却承继了乃祖这一性格,做事处世至为倔强.

  用民间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霸蛮精神.

  同治二年,曾国藩收到九弟的信,信中有"乱世功名之际尤为难处".曾国藩当即给他回信,指出: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弟向来倔强之气,却不可因位高而顿改.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10]所谓"柔必强",意思就是要想柔弱处世,必须得有强者的基础.

  做一个强者,自始就是曾国藩的信条.早在受命帮办团练之际,曾国藩明知自己已久居京官,没有地方经验,也没有从军经验,还没有军费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好友郭嵩焘的一番劝解,慨然出山,若不是想做一番大事、想做一个强者,断不会冒这个险.事情往往朝着强者的方向前进,成功之后的曾国藩如此说道: "天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居其半."因此,在十年征衣期间,尽管曾国藩历尽艰辛,却始终不改他所谓"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想法,并指出: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空喊无益,实干兴邦,正是曾国藩倔强、明强的解释.对于子孙后辈,曾国藩同样以倔强二字教之.

  如他多次强调,"凡办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也就是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类似的说法还有: "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历史上天缘凑泊的人固然有,勉强迁就的人可能更多.有了这个认识,不但不会减弱一个人办大事的信心,反而能让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都是书生从军,都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离不开倔强二字.两兄弟常常相互以此相劝慰: "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11]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兄弟俩还就"倔强"这一命题在书信中往返探讨.如同治五年间的书信,曾国荃提出"自强者每胜一筹"的观点,曾国藩则提出"求强当在自修处( 不在胜人) "的观点,二人互为辩诘.曾国藩所谓"自修处求强",用他自撰的一副对联更能形象说明: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由此可知,倔强之气是一个人成大事的重要因素.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自述他平生长进全在受挫受辱之时.但挫折对于不同的人则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性格倔强的人,往往愈挫愈勇,将挫折化为前进的动力; 性格懦弱的人,则容易一蹶不振.正是基于这一点,曾国藩颇为担心子弟滋生畏难情绪.他说: 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是,倘若一个人失败多了,其倔强之气势必受到挫伤.尤其是当人生少年中,朝气蓬勃,生机旺盛,对前途充满信心,一旦久挫,势必产生动摇甚至不自信.这个时候,唯有激逼,才可产生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同治五年,湘乡修县志,由曾国藩领衔,这合乎一般惯例,曾国藩乃众望所归,舍他别无他人.然而,曾国藩却以没有时间为借口,将曾纪泽推出来,目的就是借此机会逼纪泽写出几篇好文章.而此时的纪泽正"惮于作文",曾国藩以"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勉之,强迫他接受这一艰巨任务,其深意恰恰就是唤回纪泽作文的信心和成就感.这一做法也吻合曾国藩"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之观念.每个人都耻居人后,多奖励少批评,正所谓勉之以忠可为忠,勉之以廉可为廉,管之以严则有所进,管之以松则有所退.将被澳门金沙线上娱乐者置于倔强者之列,更能激发其自尊自信,从而使之化为一种成功或进步的动力.可见,"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这一语的深意.

  这种以倔强之气来宏奖育才的方法,对于曾国藩培育家风起到了实在的效果.纪泽纪鸿兄弟乃至曾国藩的其他子侄正是在他这种做法的培育下迅速成长起来.

  ( 六) 读书变换气质

  气质本于天生.但是,气质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后天有意识地加以培养,也是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的.曾国藩经常说"读书可以改变气质":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 者) ,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12]

  读书可以变换气质的观念坚定了曾国藩磨砺成圣的心志.他从西方人的技术那里悟出磨砺的真谛:

  其铜铁、树木等,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因思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有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人圣? 余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也,为之悚惕无已.

  读书可以变换气质,于人如此,于家风亦是如此.咸丰九年,曾氏八字家教定型,也就是在原本的"蔬竹鱼猪"四事,这些在传统的农家被看成是种田之外的"副业"基础上加以扩充.菜绿猪壮鱼肥竹茂的蓬勃生机,正是曾国藩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治家之道.如今他将"竹"字换成了"书"字,其用意何在? 唐浩明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读书和种田一样,所谓耕读之家,是既耕且读,缺一不可.

  这一年将读书事正式提出来,并且放在第一位,是基于读书究竟与耕田有别.普通农家,只耕不读.

  因为不种田没有饭吃,而不读书毕竟还是可以活下去的.考虑到后世曾家也有可能沦为普通农家,即便到了那种时候,也不能丢掉"读书",这才显示出曾氏家风的高明.应该说,这种考虑立足更长远,故而更可取[14].

  诚然,如果说蔬竹鱼猪可觇一个家庭的兴衰气象,那么,家庭中的朗朗书声则更给人以美好的希望.一方面,湖南民间有言,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家有秀才,在社会上的地位就超出于一般的农家.另一方面,曾国藩并不渴求儿女成为诗文大家,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成为明理君子.将读书摆在副业之前,更是基于曾国藩希望曾家一改昔日没有社会奥援的普通寒素家风,保持一种日日向上的荣耀和气象.

  曾氏故居富厚堂建立之初,曾国藩并不知情,后来看到图纸,一向反对买田建屋的曾国藩不好拂逆夫人,只是特别叮嘱要建立藏书楼.建成后,这座乡间藏书楼竟然成为堪与天下四大藏书楼相媲美的私家藏书楼,其间凝聚了曾国藩多少心血,世人恐未深知.

  而对于家中子弟的读书情状,曾国藩更是念念在怀.他所留下的 1 400 多封家书,绝大多数离不开"读书"二字.这一切都奠定了曾国藩独特的家风.曾国藩死后,他的后代基本上都遵循他的遗嘱,不从政,不从军,代代英才大都献身于科技、文化、澳门金沙线上娱乐事业,读书的家风绵延至今.

  二 曾氏家风形成的哲学基础

  从曾氏家风的独特内涵可以看出,曾国藩培育的家风有一个核心概念: 气.无论是生动之气,还是收敛之气,也不管是要去除官气,还是要培养倔强之气,都表明曾国藩培育家风有其深厚的哲学渊源.气的哲学渊源恰恰吻合了曾国藩作为晚清一代理学大师的身份.

  如众方家之论,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直接渊源于程朱理学,尤其是他对性命关系、理气关系的认识更是如此.程朱理学对于曾国藩家风的培育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程朱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又是曾国藩的乡贤前辈,因而,他的理学思想更多的是直承周敦颐.

  如他对周敦颐以《周易》解释宇宙生成以及万物化生思想的发挥,并结合张载的气化理论,阐述了天、地、人三才合一和天人不二的理念,为仁义、刑政从天地宇宙中寻找本质依据,即是明显的例证: "盖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 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传曰: 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而育物,则庆赏之 事 起; 因 义 以 正 物,则 刑 罚 之 事起."[15]20理学家的本体论和性论,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论证和发现宇宙万物和人性的自然意义,而是为了沟通心性与本体、伦理与天道的联系,使儒家的道德践履获得天道或本体的支撑,从而他打通人的存有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关系.

  仁而育物,义以正物,正是曾国藩培育家风的两大支柱.何谓物? 曾国藩认为,天下皆物也.

  那么,家庭自然亦在物之列.仁和义则是二气.

  以气育物,以气正物,就成为曾国藩育正家风的理论基础.故而曾国藩指出: "凡盛衰在气象,气象盛则虽饥亦乐,气象衰则虽饱亦忧."[2]78曾国藩的"气论",又植根于他的性命理论,因而他得出理气相丽的结论:

  尝谓性不虚悬,丽乎吾身而有宰; 命非外铄,原乎太极以成名.……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专动直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翕动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是故其在人也,絪緼化醇,必无以解乎造物之吹嘘.真与精相凝,而性即寓于肢体之中.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16]132在理气关系中,曾国藩主张以理为宗,理常气变.他在《纪氏嘉言序》中写到:

  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饲强.强横之气充塞,而圣贤与奸宄同流转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 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

  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以穷吾之说.

  "常"是指"理",作为一种规律具有稳定不变的性质."百变"是指"气",时刻处于运动之中,变化莫测."不足以穷吾之说"则表明曾国藩在形成"理常气变"观点的基础上,进而产生"理胜气为常"、"气胜理为变"的认识,即便是再变化多端也不足以改变"常"的本质属性."理"恒古不变,"气"则变化万千.不过,变当以不变为宗,"气"当以"理"为宗.

  在家风的培育中,作为个体的人是变化的,而家风一旦形成便成乎"常"、"理",具有稳定不变的性质.然而,家风的形成毕竟是依赖个体的实践与努力.曾国藩恰恰也强调"理"对"气"的依赖性,表示"舍气无以明理"、"气挟理行",而这又体现出曾国藩重气的理论倾向.他指出: "大抵凡事皆宜以气为主,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厌,否则气既衰苶,说理虽精,未有不可厌者."[18]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 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19]

  对理而言,气实属不可缺少.理若能被气挟之以行,则"言理不厌".反之,若气由盛转衰,即便再精于说理,也难免令人生厌.他认为理只有附丽于气才能找到安顿处,只有以气为载体,才能见理,进而明理."理主宰气、气承载理"是曾国藩的观点.不过受张载和王夫之的影响,重视气在理气关系中的重要性则是明显的.气以理宗,理因气丽.这就是说,个体的成长离不开家风的熏陶,家风的好坏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因而,曾国藩培育家风,注重针对家庭中每一个个体的影响和规约:

  以身之所具言,则有视、听、言、动,即有肃、义、哲、谋.其必以肃、义、哲、谋为范者,性也; 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 其所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乎顺而已矣.[16]133这是说,作为个体的人,有"视、听、言、动"等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并非没有节制,而需要有"肃、义、哲、谋"为之规范,这是人之性决定的.而"性"由"命"所决定,源自天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样地,作为社会的人,有"君、臣、父、子"这种社会关系,则必有"仁、敬、孝、慈"作为处理这种社会关系的准则,这也是由人人具有的"性"所决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就是有这种"命",此命是天道的表现,是不可抗拒的.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以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社会的人出现,因而,同时就具备了命与性.命决定性,也即天道决定性,换言之,家风决定家庭中的个体,家风决定个体的性.家风必须是顺乎天道之性的表现.

  曾国藩又赞成程朱将"性"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他说: "程朱又分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说无失,亦自言各有当."[20]

  又说: "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21]

  他认为气禀和物欲是构成身心交病的主要原因,君子只有复性、尽性才能不为外物所夺,才能养成胸中日月常新常美的光明境界.他说: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 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 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22]

  所谓"血气之性"即是程朱所说的"气质之性".人受气质之拘牵,不免疲奔于名利; 而所谓"抱道君子"则默运天地之性,守仁义礼智之天理,参与天地宇宙的大化流行,故而获得一种超越的人生价值,故无论处境如何,都能保持一种超然之乐.这就是为什么曾国藩特别注重在家风中培育气质之性的原因所在.

  三 曾氏家风的现代启迪

  曾国藩家风的独特内涵不仅植根于他的哲学基础,而且还秉承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如曾国藩家风中的人以志气论高下的理念,就与湖湘文化的精神传统一脉相承.先秦时期流寓湖南的诗人屈原就曾说过: "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怀沙》) 宋代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胡安国也认为: "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 有志于为政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也."[23]

  王夫之则更直接指出: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惟志而已矣! "[24]

  曾国藩家风及其培育途径、哲学基础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我们从中看到,曾国藩培育家风的具体内涵和实践途径,小到要勤洗脚,勤做读书笔记,大到爱民积德,盈虚消息; 小到书蔬鱼猪,诗文韵脚,大到将才之病,祸福之理,传达出来的都是千百年来的老生常谈、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大道理,没有一丝一毫的神秘感.这些"常道""常理",其实都有着大本大源.

  细思起来,这些本源和常理,现代人未必不懂,但是为什么这些常道常理在现代人这里不起作用? 原因其实很简单,在现代人这里,大道理大多数是讲给别人听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道理、小九九,那就是急功近利.曾国藩只不过是把大道理用在自己身上,用在儿孙身上.现代人崇拜曾国藩家书,渴望从中汲取有用的养分,却不懂得家书只是一种载体,真爱才是永恒的东西.

  曾国藩的家风培育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的是一种爱,对家庭、对家人的爱和呵护.

  爱是最好的家庭澳门金沙线上娱乐,也是最好的家风: 爱之成人,便教之以戒傲戒惰; 爱之成才,便教之以立志修德; 爱之成事,便教之以耐烦畏慎; 爱之有品,便教之以胸次浩大; 爱之有身,便教之以养生修心; 爱之无灾,便教之以忍辱包羞; 爱之无难,便教之以惜福自重.

  这样一种爱,既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密码,也是这个民族的心灵火种.

  这个民族的心灵火种,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仁民爱物."物者何? 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 常 行 之 事 皆 物 也.格 者,即 物 而 穷 其 理也."[25]39"格物"主要是考求儒家道德践履的所以然之理.他说: "如事亲定省,物也; 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 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 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 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 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25]39 -40曾氏是把孝亲、顺兄、以儒家的义理存心、持身都视作"物",思考这样做的所以然即是"格物".比如孝亲是一物,思考为什么要孝亲即是格物.培育家风何尝不是格物?

  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 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齐之分焉尔.[15]21由此可知,曾国藩的这种爱,更体现在自己的身体力行和榜样示范作用.他曾对欧阳夫人这样说道: "吾夫妇居心行事,各房子孙皆以为榜样,不可不辛苦,不可不谨慎."可见,家风的养成是通过几代人辛苦和谨慎而得来的,光是空说毫无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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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曾国藩. 复陈艾[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书信( 十) .长沙: 岳麓书社,1995:7051.

  [6]曾国藩. 谕纪鸿: 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夜[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长沙: 岳麓书社,1995:324.

  [7]曾国藩. 致诸弟: 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长沙: 岳麓书社,1995:445.

  [8]曾国藩. 谕纪泽: 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长沙: 岳麓书社,1995:835.

  [9]曾国藩. 致沅弟季弟: 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长沙: 岳麓书社,1995:833.

  [10]曾国藩. 致沅弟: 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长沙: 岳麓书社,1995:978.

  [11]曾国藩. 致沅弟: 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M]/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 家书. 长沙: 岳麓书社,1995:1139.

  [12]曾国藩. 谕纪泽纪鸿: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M]/ /曾国 藩. 曾 国 藩 全 集: 家 书. 长 沙: 岳 麓 书 社,1995: 827.

  [13]曾国藩.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1995:697.

  [14]唐浩明.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上[M]. 长沙: 岳麓书社,2002:365 -366.

  [15]曾国藩. 答刘蓉[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书信. 长沙: 岳麓书社,1995.

  [16]曾国藩. 顺性命之理论[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诗文. 长沙: 岳麓书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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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曾国藩. 同治五年十月十四日日记[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1995:1310.

  [19]曾国藩. 致刘蓉[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书信. 长沙: 岳麓书社,1995:7.

  [20]曾国藩. 原性[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读书录. 长沙: 岳麓书社,1995:278.

  [21]曾国藩. 笔记二十七则·勉强[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诗文. 长沙: 岳麓书社,1995:378.

  [22]曾国藩. 养晦堂记[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诗文.长沙: 岳麓书社,1995:221 -222.

  [23]刘爚. 云庄集: 卷 1[M]. 四库全书本.

  [24]王夫之. 船山全书: 第 15 册[M]. 长沙: 岳麓书社,1995: 142.

  [25]曾国藩. 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M]/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 家书( 一) . 长沙: 岳麓书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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