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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边政学兴起及其学科特性

时间:2014-07-02 来源:未知 作者:傻傻地鱼 本文字数:15183字
论文摘要

  边政学是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热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1937年全面侵华,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族主义思潮兴起,国人呼吁中华民族团结。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部边疆,被视为“抗战建国”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其政治军事地位显著提升。边疆开发与建设成为国家的迫切需要,政府与民间均寄予厚望。在政、学两界的倡导和鼓励下,国内兴起关注边疆和边政的热潮,边政学亦因之而兴。

  学界对民国边政学兴起的原因与过程已有初步研究,但对其兴起的重要环节论述不甚清晰,对其学科属性也缺乏分析。本文拟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上述问题略作补正。

  一、民国边政学兴起的原因及时间辨正

  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兴起,原因有四:一是边疆问题的凸显与国族主义思潮的勃兴;二是国府内迁导致的中国学术地图变化提供了边疆研究的地利之便;三是人类学、社会学等西学东渐后的本土化与边疆社会调查运动的兴起;四是政学两界对边疆研究的倡导。

  国族建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的重要语境。那时边疆危机日益深重,尤其是日本入侵,使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的严峻问题摆在国人面前。国人何去何从?学人又当何为?正是边疆局势对于国家存亡的巨大威胁,促成了国人边疆观念的明确化和多元化,并推动了国人整合中华民族的努力。这种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以及国人对增进边疆认识和促进各族团结的迫切性,是中国边疆研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复兴的重要动力。边地广袤,列强环伺,民族问题复杂,事涉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弥合传统中国“四裔”的藩篱,建构一个大中华民族(不仅包括汉、满、蒙,也包括南方与西南各非汉族群),建设多民族的统一的“民族国家”,成为当务之急和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要求。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强调,其落脚点多是在建立一个由中华民族主导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即使不是历史的事实,也必然是未来的目标,在那时可说是政学两界的共识。

  抗战军兴后,原先集中在东部地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大量内迁,中国学术和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版图发生巨变,大量学者云集内地与西部边疆,为边疆研究的复兴奠定了人员基础。此时近在咫尺的边疆地区,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四川(包括重庆)、云贵、陕西等边疆研究中心地带由此形成。很多大学都设置了边疆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也在边疆地区开展各类专题调查研究。有些学者原本既不研究边疆历史文化,亦不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没有实地调查研究的习惯;但是到了边地,很多学者投入到了边疆研究中。学术版图变化对边疆研究的积极影响,当时不少学者就有体认。马长寿注意到,“国家的财力人力都集中于抗战”,学术界“前后工作不能相接,或者进行弛缓”,但是“这种说法不能包括边疆研究在内,尤其是西南边疆的研究,它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至少由研究的人数上来说,实有‘空前绝后’之感”,“边疆研究似乎成为一种显学”,“各科人士皆谈边疆”,追其原因,“主要由于政府西迁,人文荟萃于西南一隅”。

  “西方”在近代中国往往是“新知”的代名词,大力传播并借鉴“西学”成为中国变革的动力与希望。

  1920年代以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等本属“西学”的学科开始在中国生长,边疆地区成为这些学科在中国成长的重要区域。尤其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在这些学科影响较大的论著,多是研究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自然、文化和宗教等。而留学归来的那批学人,尤其是有着人类学、社会学学术背景的学人,引领了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及边政学的发展。边疆调查是当时社会调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本土化的应有之义。这些学科注重调查研究,过去关注甚少的边疆地区可谓富矿。中国学者对西学的糅合和应用,使中国边疆研究逐步向专门化转变。边疆危机的加深,促进了这些学科的本土化转变,不仅在材料上,而且在方法上,最后还要在应用上实现本土化。

  当时国民政府注重边疆开发与建设,为学者们投入边疆研究提供了便利。只有深入调查研究边疆,才能改良边政以利国家,成为政、学两界的共识。柯象峰指出:“晚近我国人士,注意边疆问题之研究者日众,抗战以来,政府注意尤亟,学人亲涉边区作科学之探究者更众,实为可喜之现象。”

  边政学的兴起是政学两界共同倡导的结果。新亚细亚学会和中国边政学会都是官方主导的学界广泛参与的学术团体。前者于1932年5月召开成立大会,戴季陶、张继、马福祥等政府要员与会。学会纲领是“信仰三民主义,以复兴中华民族,发扬亚洲文化为目的”,其基本立场是在研究边疆民族文化的同时,鼓吹大亚洲主义,提倡由中国的复兴带动亚洲民族的复兴。其重点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和东方民族研究。

  中国边政学会成立于1941年,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担任理事长,“以集合对于边事夙具热望,边政饶有兴趣之士,以研究边疆政治及其文化,介绍边疆实际情况,促进边疆建设,加强中华民族之团结为宗旨,上以襄赞政府之政治设施,下以建立国人之正确舆论,期于边政前途,有所裨益”。

  作为学科的边政学何时产生,学界看法并不一致。吴文藻1942年写道:“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少数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已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表内。最近边政公论的发刊,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行政院边疆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的组织,凡此均足以表示国人逐渐重视边政学的趋势,这不能不说是复兴国家的一种新气象。”在吴看来,边政学是“抗战以还”逐步产生的:民国以前尚无,1931年后有名无实,1941年边政学的学术载体已经形成。构成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要素有三:一是有专有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二是有严密的理论体系,三是有学科的方法论。以此为标准来看,杨成志和吴文藻关于边政研究的两篇导论性文章具有学科建构的意义,边政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学科方法论至此才有明确表述。边政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期刊的出现,大学边政相关课程或专业的设置,都是边政学形成中的重要节点。

  《简明华夏百科全书》的“边政学”词条(第213页)如此介绍:边政学发端于清代,日本侵占东北后,“国内一些高校设立边疆文化讲座,边政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在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设边政专修班,蒙藏委员会亦开设蒙藏政治训练班等,进一步普及了边政学的教学与研究。40年代初,创办《边政公论》,设立了中国边政学会,并在当时行政院设立边疆政治研究计划委员会,40年代中期西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先后设立边政学系。边政学发展达到鼎盛时期。4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边政学逐步被政治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或民族研究所取代;在台湾等地,仍然有学者从事边政学研究,并设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和边政学会,并出版有关刊物。”

  该词条由余梓东撰,王建民审定,故可看作王也认同此观点。林恩显在为其《边政通论》所作序中对边政学形成历程作了简要回顾,认为:“民国以来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大陆上虽曾有中央、西北等大学设立过‘边政学系’,但据所知多数仅开设俄文、日文,或边疆建设等类零星相关课程而已。”

  实际上,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已是1944年之事,且两校所开设课程已具完整体系,绝非“零星相关”。他又说:“民国三十年吴文藻博士于其《边政学发凡》一文中,主张贯通人类学与政治学,创设‘边政学’。至于较全盘规划边疆、边政学术研究,恐怕要到民国四十四年国立政治大学在台复校成立‘边政学系’,系主任胡耐安教授所安排的课程,尤其是其中必修基础科目的‘边政通论’了。”吴文藻的《发凡》一文“主张”创设,但是否“创设”成功则未明言。其言外之意,1955年台湾政治大学成立边政学系才是边政学创设的标志。

  笔者以为,余梓东和林恩显的观点都有所偏颇,要么忽略了边疆研究和边政学的逻辑关联,将边疆研究直接混同于边政学;要么低估了1940年代事实上已经蔚然成风的边政研究,夸大了国民政府迁台后旨在“复国”的边政研究。1940年代中期或可认为是边政学的鼎盛时期,但不必将其学科形成推之过早。实际上,边政学确是由来有自,但形成极晚,为时也极短暂,黄金时间也就40年代上半期,到了抗战胜利,边政研究实已呈颓势了。一所高校设置的边政学系及相关课程,根本谈不上“全盘规划”。学科和专业设置不能普遍,即使有设置,课程安排也很单薄。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当时作为一个学科的初级形态。

  二、民国边政学兴起的几个重要环节

  边政学是民国边疆研究的组成部分,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和理论成果。笔者认为,中国边政学会的成立和《边政公论》的创刊,是边政学作为学科存在的重要载体;而杨成志的《边政研究导论》和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可视为边政学作为学科的理论宣言;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设立边政学系则是其学科地位受到承认的重要标志。此三者为我们认识边政学发展历程所必须考虑的,不能孤立地以其中某一个方面来判断边政学作为学科的形成,三者皆备方可认为该学科确已“创设”成功。

  (一)中国边政学会和《边政公论》

  中国边政学会隶属于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1941年9月29日成立于重庆,戴季陶、孔祥熙任名誉理事长,吴忠信任理事长,下设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设总务、研究、出版三组,曾少鲁、吴文藻、周昆田为各组主任。

  学会设立了西藏问题研究会、边政公论社,刊行《边政公论》杂志,编辑边疆政教丛书,其经费由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及边疆各省政府拨付。也有部分学者,如顾颉刚、徐益棠等,或在大学进行专业教学和研究,或在党政部门兼职,在各自学科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学会1947年6月30日召开了“还都”以后第一次会员大会,吴忠信仍为理事长。第一届理事、监事多为蒙藏委员会官员或职员,第二届有不少是吴在新疆、西藏任职期间的下属。中国边政学会虽然政治色彩浓厚,但学者比例也有较大增加,第一届曾在大学任教,具有教授身份的学者有陈之迈、吴文藻、王化成、张西曼、徐益棠、顾颉刚、蒋廷黻、浦薛凤等8人,除徐益棠外,都在政府部门担任职务。第二届成员中,王化成、陈之迈、蒋廷黻3人去职,新增理事中凌纯声、吴泽霖、柯象峰、芮逸夫、卫惠林、黄国璋、李安宅等7人都曾任大学教授,其中凌兼任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司司长,芮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从学科背景来看,第一届具有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背景者仅吴文藻、徐益棠2人;第二届则增加了凌纯声、吴泽霖、柯象峰、芮逸夫、卫惠林、李安宅等6人。

  《边政公论》可视为学会会刊,登载关于边疆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交通、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宗教、民族、言语、史地等诸问题的论著、译文和资料。编者在“发刊词”中指出:“一切的研究和学说,都应以切合时用为最终的目标,方可产生伟大的效果。故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

  抗战胜利前,刊物一直未明确标明主编姓甚名谁。中国边政学会研究主任吴文藻和出版主任周昆田应负责日常工作,或是集体编刊,或是轮值编辑。陈永龄认为,吴文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担任参事,并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常务理事,参与发起和领导边政学会和主持《边政公论》的编辑和发行工作。

  笔者以为,吴文藻既是兼职,又是研究组主任,很大程度上还是起指导作用,具体编务应是周昆田等人负责。周是蒙藏委员会秘书,乃吴忠信心腹之一;既是专职,又是出版组主任,应在编辑工作中负主要责任。边政公论社迁至南京后,《边政公论》封底已标注编者为周昆田和张承炽。这可能与吴文藻工作调动有关。1946年,吴被委任为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和出席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虽在1947年仍挂名理事,但已不再过问编务,故其名已不在编辑委员会中,而张承炽也“晋升”为常务编委了。

  (二)边政学的学科宣言

  作为一个学科形成的要素,学科理论建构更具根本性。一般学者认为吴文藻1942年1月发表在《边政公论》第1卷第5-6期的《边政学发凡》为该学科的奠基之作。该文确实影响较大,受众面广,对于边政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需指出,比吴文藻此文更早,杨成志已有性质类似、意趣甚合的论述。杨成志1941年9月在《广东政治》创刊号上发表《边政研究导论》,以“名词解释”的形式,对边政研究的对象、内容、理论与方法等各个层面作了条分缕析。两文发表时间相近,都是民族学者对边政研究做发凡性质的论述,呈现了南北人类学者的许多共识。一个题目,两篇“发凡”,发表时间接近,主旨相近。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可见边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其产生及其理论建构实已水到渠成。两文均对边政研究的重要性、研究内容及涉及学科做了概述。

  两文均指出边政研究为时代所必需,其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时人所共见。“为政由学始”,要改良边政,促进边疆现代化,非加强边政研究不为功;在服务与贡献于国家和民族需要的过程中,学术也能得到更好发展。杨成志由边疆危机和广东“计划政治”有感而发,虽其具体立论偶或回应广东本土需要,主要内容仍是面向全国。吴文藻所见更具“国际视野”。他认为边政研究具有国际、国内的重大意义:对外争取国家独立自由,对内则实行民族一律平等,建成民族国家;他在阐述边政研究的内容(思想、事实、制度、行政)时,无不兼顾“国际”之往昔与当下的相关研究题目。

  两文均指出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具有理论和应用研究的两种趋势,而在“抗战建国”的关键时期,应用研究更为急需。但吴文通篇均采用“人类学”,杨文则多采用“民族学”,其实二人旨趣一致,提法有别大概源于他们分别在美国与法国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他们都注意边政研究须注重民族学和社会学,二者关系密切,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很多相似点,研究中也互相启发、互相借鉴。杨成志认为,“边政的设施”要“以现代科学为根据”,要以“人类学上的民族考察与社会学上的‘同化政策’(assimilation)的研究为出发点。”吴文藻强调,“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合二为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是应该如此”,“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越趋一致,几乎无分彼此。”

  两文对边政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做了辨析,均认为“边疆”具有政治和文化意义。杨成志认为“边疆”即“国疆”,“边疆问题亦等于国家问题”。吴文藻辨析了广义与狭义的“边政”及其与内政、乡政及边务的联系与区分。杨成志认为,“所谓边疆政治者,就是管理边疆一切边民的事”,囊括了边疆工作各个方面。二人所述边政研究的论域,都不局限于边疆政治,而是从整个边疆情况来研讨,所言“边政研究”其实就是立足边疆建设、发展和稳定而对边疆各项问题的综合研究。

  两文均认为边疆民族及文化是解决边疆问题的关键,边政研究中既要以民族学为基础和核心,又要有相关学科的广泛参与。吴文藻强调“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及文化的中心科学,而从事边政的人就必须具有关于边疆民族及文化的充分知识”,其中功能学派“实用性尤大”。杨成志指出:“边疆调查的范围包括了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与居住在这个环境里的人民———边民”,边疆调查者应掌握的科学知识,包括技术科学,如技术卫生、农林技术、生物矿物等,是吴文藻没有提到的。这似乎与二人的学术特长有着密切关联,众所周知,杨成志是中国最早进行西南边疆调查的民族学家之一,其重要著作基本都是田野考察之作;而吴文藻则以介绍西方人类学理论及培植研究人才著称,其本人基本没有基于田野考察的论著。

  总体来讲,杨成志和吴文藻的这两篇文章,尽管具体论述有些差异,但其基本关怀和学科构想是一致的,都是针对边政研究学科建构所作,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奠定了边政学的理论基础。那时人们已认识到,搞政治也要懂科学,要掌握科学规律。正如严明所言,计划政治的实质,是学术政治。学术政治是政治与学术的统一,“要有学术政治,才能有计划政治;计划政治的达成,深赖学术政治的建立。”换言之,没有“学术”,就无法“计划”,故应建立一种“专家政治”。

  (三)高校边政学专业课程和研究机构

  边政研究者大多在高校工作,不仅从事边政研究,还培养边政研究人才。边政学相关专业和课程设置及其研究机构的成立,应视为其学科体系得到承认和应用的最重要标志。20世纪上半期民族学教学工作基本是由社会学系来承担的。最初课程设置多偏重社会学,涉及民族学方面的内容并不多,关涉边疆研究的课程更少。1930年代中后期有关边疆的课程逐渐增多。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自1934年拨款在金陵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大夏大学等校设立边疆史地讲座。

  抗战爆发后,迁居西部的众多高校开展了很多民族学田野考察活动,有的还创办了各种类型的民族学文物博物馆或陈列室。1939年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规定高校酌量增设有关民族文学科目,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相继在文学院下设立日文、俄文、蒙文等学科。清华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南开大学等设立边疆研究所,大夏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以及西北师范学院、西陲文化学院等院校开办边疆建设或边疆问题的科目或讲座。

  在固有学科课程中渗透相关内容,尚属教学内容的充实与革新;而发展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或设置边疆民族相关专业和学科甚至建立边疆大学,更为重要和根本。那时边疆地区高等澳门金沙线上娱乐“无从谈起”,有些边疆省份虽设立高等澳门金沙线上娱乐机构,但达不到“边疆大学”水准。杨成志主张利用民族科学为政府“开化”提供对策,早日建立西南民族学院(或西南国族学院、西南边疆学院)。

  建立边疆大学固然重要,但难度不小。在中国,“人类学及民族学,仍然站在附属的地位”,“全国各大学,至今尚未有人类学专系的设立”,人类学系(民族学系)尚少见,何况建立民族大学?相较而言,在已有大学中设置边疆学系比建立边疆大学容易。私立朝阳大学和东北大学最早以“边政”为名设置学系。朝阳大学1931年设置了边政学系,开设了蒙古文与俄文课程;1933年东大文法学院增设了边政系,分日文组和俄文组,培养从事日本和苏联问题研究的人才。

  两校边政学系实际开设课程主要是民族语文(包括日语和俄语)和日俄历史,基本没有民族学、社会学等边政相关学科知识,故就“边政”而言名不符实。1944年,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依据《推行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方案》,指令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创设边政学系,该系学生享受师范生同等待遇。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的边政学系,课程设置充实,教师队伍齐整。中大边政学系设在法学院,凌纯声为系主任,次年调任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部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司司长,由历史系教授韩儒林接任。

  西北大学边政学系设在文学院,王文萱为系主任。1947年11月边政系改属法商学院,由历史系主任黄文弼兼任系主任,后由杨兆钧代行系务。两校边政学系课程,均围绕边疆建设需要设置,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中大边政学系的课程设置,主要有两个导向:

  一是偏重民族社会调查,如边疆地理、民族学、语言学、人类学、民族社会学、边疆民族调查法等课程;二是偏重少数民族文史研究。第一个导向主要受凌纯声影响,第二个导向主要受韩儒林影响:凌纯声多年从事民族社会调查工作,韩儒林是著名边疆民族史专家,专长蒙古史研究。据杜肇敏介绍,中大边政学系第一学年课程和法学院其他学系类同,惟有“边疆问题概论”一门为独有;除了边疆语文课程外,还有边政通论、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中俄关系史、国际公法、边疆民族调查法等必修科和叙述社会学、初民社会学等选修科。

  加上规定的法学院共同必修科和选修科十几种,边政学系的课程任务相对其他学系是比较繁重的。另外还安排有两次集中实习,“在二年级时候有边教实习,到三年级有边政实习”。杜肇敏认为,边政学系课程比较偏重“学术性”,易给人与“边政的‘政’字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关系”的印象,但是正好说明其与一般边疆行政干部人员训练班“大不相同”。其潜台词就是大学在培养人才方面,与官方的干部培训应该区分开来,不能降格为技术培训,还是应保持其应有的学术性。西北大学边政学系课程设置理论、实践兼顾。

  其必修科目中,社科类在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学、理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概论中任选2门;自然科学类在科学概论、普通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普通地理学、普通生物学、地学通论、普通地质学中任选1门;专业类课程有边政学概论、中国边疆地理、中国边疆历史、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边疆社会调查、边疆实习研究、毕业论文和边疆语文(蒙、藏、回任选1种)。

  一篇署名“习之”的通讯文章里提到,黄文弼先生曾说:“边政学系牵涉至广,在学科方面,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为主,以政治学、法律学、边疆史地、边疆语文、地质学等为副,在技术方面,本系同学要会骑马术、游泳术、摄影术、绘画术……等’,可说是包罗万象”。关于实习,西北大学边政学系规定三年级学生,利用暑假到边疆去实地考察,仍分蒙、藏、维三组,到三族集中之区域,“作实际调查与研究,俾达学以致用之目的”:1947年6月16日,到甘、青、新等省调查。

  重视民族语文学习是两校边政学系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大第二学年必修边疆语文,每个学生须在蒙、藏、维三种语文中选读一种,共读三年,到毕业为止。学生“似乎非正式的分成了三组,在课程选读上,也就稍有差异,比如边疆历史方面的课,便依所学的语文而分别选读蒙古史,西藏史,突厥史;在宗教方面的课,学维文的便读回教文化史;学蒙文和藏文的便读喇嘛教史”。西北大学边政学系初成立时设维文、藏文两组,1946年秋增设蒙文组,三组所习课程所不同者,“如维文组必修维文、俄文、回教史;藏文组必修藏文,英文、康藏史。蒙文组必修蒙文、俄文、蒙古史。从学系内部分组来看,两校与1930年代初的东北大学和朝阳大学边政系并无不同,其区别主要是指课程设置方面。

  三、边政学的“学科性”

  区别于传统边疆研究,边政学的研究主体不再是“兼职”或“业余”的官员、商人甚至是传教士,而是学有专攻的“职业”学者。他们开始将边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同时又以“问题”来展开思考和研究,大多有通过边疆研究来认识边疆社会,提出边政改革方策,服务民族国家建设的自觉意识。他们的学术活动空间,除了其就职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还有各种边疆研究学术团体,他们在这些机构或团体的活动中确立自己的“边疆学者”或“边疆问题专家”的身份。边政学作为一个学科,意味着它具有独有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方法。边政学研究的主要是“边政”,如具体言之,包括政策、行政及“边政所寄托的社会”,并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边政学将边疆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同时又立足改良边政,寻求边疆建设方案,积极构建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在边政学的学术实践中形成了民族学为主力,多学科参与为特点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一)民国边政学的研究对象

  边疆以地理为基准,又超越地理范畴。“边疆”也并非恒定不变,而是与时俱变的:国家势力的强弱,会影响到边疆的广狭;边疆局势和边疆政策也会影响边疆范围的变化。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边疆,其边缘性却是共同的,都是与中心或中枢相对而存在的边缘区域,如地理的边缘区域,政治的边缘区域,经济的边缘区域,文化的边缘区域等,它们之间有时相互重合,有时又彼此悖离,边疆概念由此而复杂而多元。中国“边疆”涵义如此驳杂,时人言说中的中国“边政”所涉及边疆工作相关层面亦因此甚广。又因时人称谓“边疆”,多从文化角度立论,故其谈论“边政”多指边疆民族地区的边疆政治。相对中央政治,边政是一种地方政治;相对于外交来说,边政是一种内政;但因边疆又常与外国接壤,边政又与外交活动有着关联;边疆地区常与民族地区重合,边政又常体现为民族事务。边政的这种多元面相,均为时人所注意。类似的各类观点,基本呈现在当时政学两界的边政论述中。那时国人言说中的“边政”内容涵盖面广,举凡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概莫能外,所以“边政建设”亦不妨是“边疆建设”的同义词。在边政工作中,民族工作具有关键性、基础性。

  地理学家丁驌就说,“我们今日所谈的边政,应该是非汉语人民的政治……贵州、湖南的苗、仲,广西的僮人,福建的畲民,青海的羌、番,都不能算是在边疆地区,他们的政治仍旧称边政。”一个地理学家,没有狭隘地从地理角度去理解边疆,颇能说明那时“边政”与民族地区的密切关联。

  (二)民国边政学的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是在民国边政学者的论著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词语。三民主义是辛亥革命前后由孙中山首创,并在北伐与国家统一过程中逐步得到发展与提升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政治价值指向,受到南京国民政府极力尊奉,是国民党立国的基础符号,且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纲领原则。三民主义在民国政治生活中是个不可忽略的政治符号。那时不少学术研究,尤其是与时局关系密切的研究题目,多少也要受其影响,或以此为指导或标榜。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中提出,边政学研究中有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关民族的政治思想研究,包括有关原理原则和主义学说。对于中国而言,“国父首创的三民主义以及边疆民族政策的根本观念”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

  《边政公论》开篇即是周昆田的《三民主义之边政建设》,指出国人应秉持三民主义,边疆地区地域广袤,人口众多,“不能置诸三民主义实行范围之外”,“当此抗战建国齐头并进之际,建设边疆工作之推进,极为各方所注视。惟于建设之初,必先确定最高政策,然后按步实施贯彻到底,方可以救过去之错误,而免将来之纠纷。但最高政策为何?亦即系实行三民主义而已。”他进一步说明:“国父遗教中,凡关于边疆之民族民权民生各点,莫不易有原则上之指示。中国国民党奉承国父遗教,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努力之鹄的,历届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体会议,对于边疆建设,尤多具体之规划,是目前之边疆政策,乃以实行三民主义为依归,已属当然之事。”

  此语实表明蒙藏委员会及中国边政学会对于边政研究的立场。当然,三民主义毕竟具有意识形态色彩。对于部分学者而言,或有其一贯的学术立场,未必愿意抬出“三民主义”来引领和支持自己的学术表述。但从事边政研究或阐述边政问题的多数学者都有以学致用的初衷。边政问题是中国由古及今皆存在,于今尤其棘手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国民政府对边疆问题重视不够和行动不力,抗战时期边政改良刻不容缓,边疆建设亟需推进。

  中国学者关注于此,撰文论述,即已有了献策于当局,奏效于当时的愿望。边政学的研究,有其应用性考虑,即兴利除弊,纠偏补谬,寻找出边疆改革和发展的方略来,使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如卫惠林即指出,“中国边疆研究,最近已获政府机关的扶植,与一般社会之赞助,而学术界的表现,反有赶不上前两方面的要求之感”,“我们应加紧努力,迎头赶上,才能配合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的需要”。这可以说是政学两界的共同愿望,也是他们倡导边政研究的根本目的。

  (三)民国边政学的理论与方法

  民国时期国人对边疆含义的认知直接决定了边政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范式。边政学的研究范围并不局限于狭义的“政治”,而是广泛涉及到边疆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和稳定等诸多方面。与传统边疆研究相比,边政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范式讲求多学科参与,综合采用了以人类学和政治学为主体的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1.以民族学为主的多学科理论基础

  吴文藻指出,边政学要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设法与相关的学科,密切联系,始克有成”。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学、史学、地理学及其他有关国防的科学,都是“建立边政学的学术基础”。另外,边教学(即边疆澳门金沙线上娱乐学)与边政学“在开发边疆事业上,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社会事业已成为一门对边民福利事业和边疆福利行政有着重要助益的“应用社会科学”;边疆文化变迁研究是“边政涉及的中心工作”,“与边政学直接有关”;海外华侨社会研究,“亦可为边政学的借鉴。”他特别强调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的“中心科学”,其中功能学派“实用性尤大”,社会学的区位学派在边疆文化研究中“可与功能入手法参酌并用。”

  杨成志认为调查是边疆研究“应该履行的唯一先决步骤”,边疆调查的重要事项有一般特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语文方式、体质形态,调查者“不特需要明瞭其应知道的以上六种研究对象便算完事,同时更应具有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学、技术学、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技术”;还需“具有民族学的基本认识及技术的应用”,“我们对边疆族群的认识似应本中国民族学研究为出发点———即血统的互相交流与混化,文化的互相传播与影响,语言的互相采用与保留三种因素去分析和综合才较为科学。”他所指出的“三种因素”可概括为人类学的三大分支:体质、文化、语言。

  边政研究是个需要多学科参与但民族学任主角的综合研究领域,是当时学界的共识。《边政公论》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切盼我国内从事边疆工作和注意边疆问题的贤达,以及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民族、语言、史地等等学问的鸿博之士,予以多多的鼓励指示和帮助”。

  马长寿注意到,“抗战之顷,各科人士皆谈边疆,无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其所学学科与边疆有密切之关系,其谈也固无不宜。然一般不相干的人士,或劳驾远征,或闭门坐谈,亦往往以边事边情为集注之点。”

  柯象峰也指出:“我国边疆之研究园地既广,而研究之方面亦多。举凡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中重要部门之学者,均可参加”,“绝非一二专家或少数之士所能应付,亦非一二学术机关或大学所能担当”,由此,他建议组织全国性的边疆学会,统筹兼顾相关研究工作,“将全国边疆划分为若干区域,分由各大学或其他学术团体任研究之专责。边政研究需要多学科参与,但民族学应在边政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柯象峰认为民族学及社会学家应在边疆研究中“任主角”,在边疆研究中“人文当重于自然,而人文科学中民族社会之研究当先于其他各方面,而处于一种先锋的地位,即同时进行,亦应有主客之分”。

  杨希枚强调:“今日边政的改善,已是人类学界所共鉴而不可或缓的事实;而它的改善复需要人类学的辅导,更应趋于实际问题的研究,始能担负新的任务。”

  徐益棠注意到当时民族学界,“虽非民族学者而其所研究者为与民族学有深切关系之科学”,利用其专业知识从事边疆民族研究;而这些专业研究,“颇能使民族学之范围扩大,内容充实,此种趋势,对于中国民族学之发展史上,当进入另一个建设性的新阶段”,这种现象“颇为可喜”。

  其实民族学本身也是一个需要众多学者共同努力的学科。杨成志指出:“现代人类学或民族学乃一种新兴的科学,其范围与研究对象,特别广大,利用各专门学科(如考古、语言、社会、民俗、心理、历史、地质、解剖、生物、生体的……诸学)来建成研究人类一切问题的一种独立科学,简言之,所谓‘人的科学’”。

  徐益棠认为,“民族学之科学的建设,依方法言之,则读书与考察并重;依内容言之,则主科与辅科俱进”,“自体质以至文化,就理论以至应用,凡语言心理、社会、人文地理、古生物学、考古等科,莫不与之有密切之关系”。

  民族学被公认为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些留学生在国外修习民族学、社会学时,也已注意到实地调查和现实问题研究。黄文山指出:“民族学不只为一种文化理论的科学,而亦是一种应用的科学”,在中国“民族学之实地调查,尤其可以供给民族改造之妥善的计划以及达到三民主义之切实的根据。”

  2.注重实地调查、兼顾文献的研究方法

  1930年代虽已有一些基于实地考察的边疆研究作品,但还缺乏专门讨论边疆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论述,也未见严格按照后来众多学者指出的边疆研究若干“原则”、“途径”所撰著的作品。到了1940年代,讨论边疆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作品层见叠出,凸显了边政学作为学科在方法论上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正如柯象峰所述,“在研究方法方面,初期间固可任其摸索,但一旦成熟,仍宜有一统一之研究方法,庶几所获之资料,无有遗漏,以及轻重倒置之弊,且可将各方所得之资料,加以比较,对于学术上及致用方面,定有裨益”。

  这似乎也旁证了边疆研究在1930年代处于“任其摸索”的“初期”,而其撰文之时,则已接近成熟期了。

  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是边政研究的两项基础性工作。言心哲认为社会调查是“改造边疆社会之一种初步工作”,如无科学和客观的实地调查,难以深切认识问题和明白社会全貌。从事边疆社会调查,要尽量搜集各种有关文献,古今中外“所有讨论或描写边疆社会的书籍、论文、报纸以及图书、照片等等”,都要尽量搜集。社会调查前要有周密而详尽的设计,调查者可就个人兴趣或财力所及,举行小规模的专题调查,从事调查研究要能“入乡随俗”。

  柯象峰认为,应有步骤地进行边疆研究:一是整理已有资料,二是搜集新资料,三是实地调查技术。我国边疆研究已有卷帙浩繁之宝贵文献,包括各类游记、专著、专书,“外人对于我国边区各民族文化之研究及对于边区情形之人士颇有不少极有价值之记载”尤可注意,如英法人士对西藏西南、日人对东北、俄人对蒙古新疆,“均较吾人有更深刻之了解”,应依地理区域、民族类别进行,还须参酌年代顺序、文字种类、著作性质、内容等进行整理。如不分门别类认真整理,既使研究失去重要参考,也易重蹈覆辙。在柯象峰看来,新资料搜集主要依赖实地调查,故其“搜求新资料”后直接以括号“实地调查”表明二者基本同义。他指出,边疆研究往往需要“深入蛮荒,实地访问”,普通学人尚难担任,研究者除了专门学识外,还要富于田野工作训练;“富于学识与机警”;具有忍耐性和“同情心”,才能获得边民的信任与友谊,获取真实资料;具备明断与鉴别力,否则材料芜杂,易指鹿为马。他特别强调边疆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化,文化包括物质部分、社会部分和精神部分,物质部分可由“器物”入手,社会部分可由“制度”入手,精神部分可由“语言”入手。

  对时人而言,“边疆”类同于“异疆”,整体面貌并不清晰,具体情形更无从知晓。李景汉将那时中国社会分为游击区(包括沦陷区)、前方(战区)、后方与边疆等四个区域,认为对不同区域内的调查研究,应各有其注重点,但要格外注意“与抗建有关的事实与问题”,边地社会情形尤为复杂,“向为国人所忽略,故宜为今后特别注意的调查区域。”他强调边区社会调查应有整体性观点,但为研究便利起见,要在“复杂的整体中,选定某一局部,来做一方面金沙真人娱乐的研究,也就是某一局部与整体中之其他各局部的相互关系的研究”。如果人力财力或时间有限,最好将研究范围限制在一个较小社区内。他提出几项“特别注意的问题”需要调查,一是本地人对政府的评价及希望;二是“对于消除民族间的偏见,促进全民族休戚相关的精神,统一民族意识,增强民族抗战力量等工作在本地推动的方式及成效。”三是“本地澳门金沙线上娱乐的缺点及如何改善与促进,俾能应付抗战需要。”四是本地资源情况。五是“本地民族及本地间所存之各种障碍”及其中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及排除办法。六是本地各项工作所需人员及工作方法和步骤。七是提供“治标治本的及先后缓急的实施方案。”

  所述七点都与抗战建国的时代需要密切相关,可见其在论述学术问题一般原则时仍有其时代关怀:边疆社会调查的落脚点还是在如何改进边政,为政府提供可靠的边情和合理的资政建议。

  张少微认为中国边疆地域在社会形态上可以分为蒙民社会、藏民社会、回民社会和苗民社会等四类,因民族、宗教、语言、经济组织、婚姻制度和历史传说等的不同,致其社会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式均大相径庭,故那时中国边疆社会调查研究内容、方法及步骤,“亦便是以这四种形态的社会的动态和静态为原则。”边疆社会调查可从地理环境、种族、人口、语言、家庭、经济、政治、宗教、澳门金沙线上娱乐、道德、消闲、医药卫生、社会传说、社会禁忌及国际关系等15个项目着手,其中地理环境为边疆社会的地理基础,种族与人口是边疆社会的生物基础,其他则是文化基础。

  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边政公论》,专门讨论边疆研究特别是边地社会调查的内容方法及步骤问题,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经过一段时间边疆研究的实践,学者们已有方法论的自觉和经验教训,已形成一套边疆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如何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希冀边政研究者遵从一定的“学术规范”和“项目指南”;二是《边政公论》作为边政研究理论探讨和调查报告发表的重要阵地,在其创刊号即发表多篇辨析研究方法的论文(随后陆续也有探讨),反观其他刊物,尚难见有专题论述边疆研究方法论的论文,更表现出《边政公论》的理论自觉及其在民国边政学崛起中的推动与促进作用。从这些论著来看,那时边疆研究学者大多形成了一种共识:研究边疆离不开文献阅读,但更需仰赖于实地调查研究,后者乃是有别于传统边疆研究,进入现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标志,也是学者得以对边疆有真切认识的必要步骤。那时边政研究有关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是边政学初步形成学科体系的重要依据。

  卫惠林曾指出:“依中国历史的惯例,每当国力强盛的时代,即致力于边疆之经营开发”,“每至国运式微的时代,边疆势力即向中原涌进”,都促进了文化冶铸和民族融合;但清季以来,“文化交流民族融和的作用则几乎完全停滞”,由于“与现代科学文明与民主潮流绝缘”,边疆民族“长久被讥为原始与野蛮”。抗战时期,“旧日视为鸣荒苦寒之地”的西南山地与西北高原,“不只支持了长期的抗战,且曾发挥了巨大的建设潜力。可惜胜利复员以后,中原骚乱,边疆建设的重要性又被遗忘了。”此言也概括了边政学的命运变换。

  边政学在抗战时期勃然兴起、战后国共内争白热化形势下的衰落及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后在中国大陆的中辍,最能说明此类应时而生的“显学”,恰是最易受时局变化影响的“险学”。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首都迁回南京,迁居西部地区的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逐步“复员”,众多从事边政研究的学者再度与边疆疏远,再加上国共内争,学者所关注者已由团结各族共同抗战转移到国共实力变化及国家未来走向,边政研究逐步淡出国人视野。

  1949年后,两岸分治,边政学在大陆的发展中断,在台湾逐步式微,失去了成长与成熟的机会,此乃后话,容后再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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